答【对某事回应，有针对性】司马谏议【不言君实言官职，意味言公】书【此书与《与妻书》均为书信，但二者表达迥异，学生可以比较体会】
王安石
某启：昨日蒙教【自谦之语】，窃以为与君实【此处为什么又用司马光的字呢？可以让学生体会，前文称官职是言公，此处称司马光的字回归旧友身份，兼顾公论与私谊，公不害私。把政见分歧定性为“君子和而不同”，而非私人恩怨】游处相好之日久【《与王介甫书》中有“光不才，不足以辱介甫为友，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，屡尝同僚，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。”】，而议事每【“每”表频率，说明二者经常意见不合，一方面固然是“拗相公”与“司马牛”脾气问题，另一方面说明二者存在根本上的分歧】不合【王安石的路线是变祖宗之法，开源理财，富国强兵，激进改革。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反对激进扰民、与民争利、破坏官制的新法，主张守成渐进、节流安民】，所操之术【政治主张】多异故也。【点明二者之争为君子之争，无关私怨，只论公义。人类文明史上此类佳话并不鲜见，可以让学生收集整理】虽欲强聒【说之无益，徒费口舌，惹人生厌】，终必不蒙见察【为什么王安石认为即使解释了，也不会得到原谅呢？前文已经解释】，故略上报，不复一一自辨。重念蒙君实视遇厚，于反覆不宜卤莽，故今具道所以，冀君实或【“或”字说明王安石对于这封信得到司马光的理解的期望值很低，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写这封信呢？这里并非指望彻底说服司马光，回复一方面出于礼数，不愿因政见对立就轻慢敷衍；另一方面这封信不仅是给司马光的私人书信，也是王安石给自己的言志书，给皇帝的进谏书，更是给天下人的宣言书】见恕也。
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【儒家强调“必也正名乎”，宋人尤为重视，强调“名副其实”。从此处入手就是抓住了根本，抓住了关键的“一”】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【这里有一个三段论：儒者治国，必先辨明名实，名实明晰则天下公理可得（大前提）；你指责我的五大罪名，均名实不符（小前提）；你的指责不合公理，变法之举名正言实（结论）。以下均可照此梳理】今君实所以见教者，以为侵官【《与王介甫书》：①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（不把国家财政经济事务托付给三司主管，反而由您亲自处理，还另外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）。②夫侵官，乱政也。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（侵犯原有官员的职权，本是扰乱朝政的做法。可您却把这当作治国方略，还推崇并推行它。）③又置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，使行新法于四方（又设置了四十多名提举常平、广惠仓的官员，派遣他们到全国各地推行新法。）】、生事【今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，先者后之，上者下之，右者左之，成者毁之，弃者取之……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，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（如今您执掌朝政，彻底变更祖宗传下来的旧有法规：把本该优先推进的事放到后面，把本该居于上位的人放到下位，把原本的次序颠倒打乱，已办成的事执意毁掉，被舍弃的旧制又强行推行……没有一个人能沿袭旧制、保持常规，天下纷乱不安，百姓无处安身。）】、征利【《与王介甫书》：①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，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，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，使之讲利（不把财政赋税事务交付给三司，却自行处理，还另设制置三司条例司，招揽文人士子与通晓财利之人，让他们讲求财利）。②贷息钱，鄙事也，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；徭役自古皆从民出，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……使人人愁痛，父子不相见，兄弟妻子离散（出借有息钱款，是鄙俗之事，您却将其当作王道仁政大力推行；徭役自古以来都由百姓承担，您却要向百姓收钱、雇人代役……使得人人愁苦悲痛，父子不能相见，兄弟妻儿离散四方。）】、拒谏【《与王介甫书》：介甫素刚直……微言新令之不便者，介甫辄艴然加怒，或诟骂以辱之，或言于上而逐之，不待其辞之毕也……而介甫拒谏乃尔，无乃不足于恕乎（您向来刚强正直……有人委婉进言新法不妥当，您就勃然大怒，有时辱骂羞辱对方，有时上奏皇上将其驱逐，不等对方把话说完……可您却这样拒绝劝谏，这恐怕算不上宽厚仁恕吧？）】，以致天下怨谤也【《与王介甫书》：①今介甫从政始期年，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，莫不非议介甫，如出一口；下至闾阎细民、小吏走卒，亦窃窃怨叹，人人归咎于介甫（如今您执掌政事才满一年，朝廷中的士大夫以及从各地前来的官员，没有不非议您的，竟然如同众口一词；下至民间百姓、小吏差役，也都私下埋怨叹息，人人都把过错归到您身上）。②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，其诋毁无所不至（现在天下极度憎恶您的人，对您的诋毁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。）③于是士大夫不服，农商丧业，故谤议沸腾，怨嗟盈路（因此士大夫心中不服，农民商人荒废本业，以至于非议抨击的言论沸沸扬扬，怨恨叹息的声音充斥道路。）】。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不为侵官；【这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，司马光保守派尊君、守祖法，王安石强调新法是皇帝授意、朝廷议定、有司执行，程序合法，直击对方尊君立场。两人关于“侵官”概念的名和实的理解明显不一致。司马光认为的侵官是指打破传统官制，越权行事，扰乱行政秩序，王安石认为的侵官是指未经君主授权、未在朝廷公议、擅自干预有司职权的行为。所以二人是鸡同鸭讲，自说自话。那么两人在判断标准上是否有一致的地方了，我认为是有的，就是利国利民。不过二人恰恰在此发生了分歧，一者认为政府机构改革利国利民，一者与此相反。很多人认为王安石的反驳是偷换了概念，用程序正义代替了结果正义，用动机代替了结果。三司改革有利不假，但弊也是实实在在的，打破了宋初以来形成的权力制衡体系，导致新旧党争加剧，为北宋后期的政治动荡埋下隐患。那么王安石自己清不清楚自己的逻辑漏洞呢？后人为什么认为“理足气盛”呢？这里我们可以反面推想一下，如果王安石放弃自己的程序正义逻辑，转而按照司马光“侵夺原有官职权限、破坏祖宗官制即为侵官乱政”的定义去反驳会产生怎样的结果。新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分割三司职权、外派提举官绕过旧官僚体系推行新政都是既定事实，他根本无法自证未侵官，只能含糊狡辩或变相承认，原本理直气壮的驳论会就会彻底失去逻辑与道义高地。变法合法性也会崩塌。守旧派本就以恪守祖制、维护官制秩序为旗帜，王安石一旦认同对方标准，等于坐实变法“乱政侵官”的罪名，朝堂舆论会全面倒向司马光，宋神宗也会因变法违制乱朝而心生动摇；最终新法会失去皇权支撑而寸步难行，王安石大概率会被提前罢相，熙宁变法尚未深入便宣告流产，北宋只能继续困守旧弊，改革派从一开始就被守旧派彻底压制，再无推动变革的可能。所以王安石正名本身就必须在概念上驳斥对方的观点，另外变法中政府机构改革确实产生了一些弊端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利大于弊，而且这不是方向路线问题，而是具体实施措施的问题。用现代程序和结果正义去苛责王安石，抛开历史大背景不谈，只论逻辑，我认为犯了刻舟求剑的毛病。如果真把王安石的批驳当成偷换概念、逻辑漏洞，甚至说他不顾事实，以势压人。那这篇文章千古流传的价值又何在？难道后人推崇它，全是推崇错了吗？事实上王安石的批驳完全符合封建时代尊君、为公、利天下的政治伦理逻辑，在祖宗之法至上的宋代，唯有‘受命于人主、公议于朝廷’这套程序，才具备合法调整成法的伦理正当性，也才能从根基上瓦解司马光的指责。后人读文章不仅要入乎其内，出乎其外。还要在遵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，尽量发掘其中的价值，从中吸取营养，丰盈自我，而不是吹毛求疵，以今律古，最后经典都被打倒了，那我们读什么？所以读书也要有“贤贤”之心。当然以此做一些思辨训练是没有问题的。司马光的再反驳《与王介甫第三书》：“苟有司非其人，虽曰授以善法，终无益也。”】举先王【有人认为这里的先王指代不明，实际宋人所谓的“先王”是有明确且相对固定的核心指代的。宋代士大夫普遍遵循儒家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的传统，“先王”最核心的指代是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等上古至西周的圣明帝王。而且司马光也读懂了】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【这里再次用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，你不是说要守祖宗成法吗？那我本身就是以“周礼”为依据，这是“上古先王之道”，比本朝祖制的政治合法性更高。有人又认为这里有逻辑漏洞。其实以“君”“祖”为是非标准，本身就是不逻辑的，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这个逻辑是被大家认可的，因为你否认这个逻辑就是否认了整个政治体系。司马光的再反驳《与王介甫第三书》：“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，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？窃观其意，似与今日散青苗钱之意异也。且先王之善政多矣，顾以此独为先务乎？”（您所说的古代圣王的治国政策，难道不就是《周礼》里泉府官赊贷百姓的制度吗？我私下体察它原本的用意，似乎和如今发放青苗钱的用意并不相同；况且古代圣王留下的好政策多得很，您却偏偏把这一件事当作首要政务来推行吗？）】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；【有人认为这里毫无事实依据，罔顾事实，纯属强词夺理，有违充足理由律。这里可以用假设法和历史还原法来思考。从历史现实来看，王安石所言“理财”，本是针对北宋“三冗”导致国库空虚、豪强富商兼并牟利的积弊，意在通过制度设计将散落于豪强之手的财利收归国家、用于国计民生，初衷是为国聚财、抑兼并，而非直接向百姓苛捐杂税、横征暴敛；若王安石不做理念上的辩护，反而拿变法推行后的现实财政、青苗法、均输法的实际执行情况来举例论证自己的结论，必然会陷入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局面。变法仅推行一年，加之宋代官僚体系执行力差、地方胥吏扭曲新法、新旧党争刻意放大问题，初期乱象层出不穷本就难以避免，但这并不代表变法本身就是错误的。如果真要拿完整事实评判是非，也只有后世之人能拿出全貌依据，而历史也早已证明，熙宁变法利弊并存、功过参半：既实现了富国、缓解了朝廷财政危机，也因执行扰民、激化党争留下了深重隐患。司马光的再反驳《与王介甫第三书》：“今之散青苗钱者……岁收其什四之息，谓之不征利，光不信也。”】辟邪说，难壬人，不为拒谏。【这里有人认为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问题，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。反对变法的不一定都是邪说和壬人，比如苏轼、富弼、欧阳修等人。这个说法确实有道理。但司马光所谓“拒谏”就是要停止王安石的变法。王安石根本没有退让的余地，只能一往无前。而且王安石并没有反对听取正确的建议。司马光的再反驳《与王介甫第三书》：“恐介甫之座，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，邪说、壬人为不少矣。彼颂德赞功、希意迎合者，皆是也。”】至于怨诽之多，则固前知其如此也。【显示了一位改革者清醒的远见与沉毅的担当。他在变法之初，便早已预判到新法必将触动既得利益，招致朝野上下铺天盖地的怨谤与非议。明知前路非议汹汹、阻力重重，却仍不为流言所动、不因毁誉改志，甘愿背负骂名、直面攻讦，只为革除北宋积弊、实现富国强兵，正是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的决绝气魄，彰显了不计个人荣辱、以天下国事为重的改革者风骨】
人习于苟且非一日【《宋史・食货志》：“承平既久，势官富姓，占田无限，兼并冒伪，习以成俗，重禁莫能止焉。”】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【庆历新政时，夏竦散布范仲淹等为“朋党”的流言，朝野士大夫无实质证据却纷纷跟风弹劾，只为迎合保守主流舆论自保；王安石变法初期，部分官员本无明确政见，见司马光等旧党声势浩大，便刻意附和攻讦新法，甚至歪曲执行条例博取旧党赞誉，全然不顾国事利弊】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【国家危机迫在眉睫，不得不变】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【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】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盘庚之迁，胥怨者民也，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；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【有人认为这里有政治风险，盘庚为君，王安石为臣，以君比臣有僭越欺君大罪。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。一是上文明确说了是“助上以抗之”；二是宋代崇文抑武，士大夫议政时，引用尧舜禹汤、盘庚、周文王等上古圣王事迹，是常见的行文方式；三是北宋一朝也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实际上也没有发生这样的文字狱事实】，度义【义：适宜】而后动【可以与“实事求是”及“格物致知”联系分析一下】，是而不见可悔故也。【中国人的不悔精神由来已久，从屈原“九死不悔”，到王安石的“不见可悔”，到方孝孺的“宁死不附逆”再到谭嗣同的“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这种“择义而动、是则不悔”的气节一直绵延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之中】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【这句话以退为进，承认变法暂时可能没有“大有为”，那是我个人的问题】；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，守前所为而已，则非某之所敢知。【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推到改革上，那我不敢认同。这里也体现了敢于改革，勇于担当，对于当今青少年特别珍贵】
无由会晤，不任区区向往之至！
教学点梳理：
⒈王安石的担当精神
⒉骈散结合的行文语言
⒊“创业与守成”“善始与克终”“墨守成法与因时而变”“同俗媚众与坚持自我”等话题的逻辑思辨
⒋理性的声音是如何理性的表达的
⒌批判性思维训练
⒍驳论结构
⒎论辩艺术
⒏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君子人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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